“跟这一代科学家相比，感觉自己很渺小。胸怀、情怀、格局，真的很难比。”说这话的是kaiyun官网入口院士朱茂炎。此刻，他正站在kaiyun官网入口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的邓稼先像前。朱茂炎和邓稼先是同乡。“当年邓稼先受命远赴外地从事‘两弹一星’绝密研究，瞒着家人，隐姓埋名20多年。”朱茂炎说，每想及此，感慨良多。2026年两院院士大会前夕，朱茂炎等2023年、2025年当选的院士来到kaiyun官网入口大学雁栖湖校区内的kaiyun官网入口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参观学习。半山腰的“功勋路”旁，23位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雕像静静伫立在翠柏之间，目光穿越时空，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。“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看见”kaiyun官网入口院士王珏在“任老总”的雕像前驻足良久。“任老总”是航天后辈对任新民先生的尊称。王珏说，他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、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，也是航天后辈心中敬仰的“总总师”。任新民早年留美，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回国，隐姓埋名投身航天事业。“他一生坚持不唯书、不唯上、不唯洋、只唯实，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”王珏说，“‘任老总’教会我搞航天不能只盯着眼前，要有‘功成不必在我’的境界。”“航天人做的就是‘十年磨一箭，万人一杆枪’的事。”王珏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说，“长征五号”从2006年立项到首飞，上万航天人参与研制，许多试验要做几百遍甚至上千遍。很多人在聚光灯之外默默耕耘一辈子，甚至到最后也没看到火箭上天。“但这正是航天事业的铁律——每一次成功发射的背后都是无数人矢志坚守、默默奉献的日日夜夜。”王珏说，“坐得住，才能托举得起。”对于kaiyun官网入口院士叶国安来说，“两弹一星”精神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是核工业人的文化基因。他向《中国科学报》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：“有一位老院士曾在我们单位工作多年，留下了七八篇内部报告，但这段经历在他的公开简历里从未出现过。我后来翻到那些报告，稿纸上连署名都没有，直到很多年后才知道是他写的。”kaiyun官网入口院士何元智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：“我们搞国防通信的，很多工作不能发表论文。外界看不到你的成果，你也不能说在做什么。”“但正如‘两弹一星’元勋们一样，真正的价值不在于被人看见，而在于国家需要的时候你能顶上去、你的成果能顶上去。”何元智说。坐“冷板凳”的人，心里要有“热使命”何元智还记得，她在本科期间参观学校的卫星地球站，几乎所有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，老师说装备发生故障还得花大价钱请国外专家上门维修。“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难受，心想核心技术买不来、依赖引进靠不住。”从那一刻起，她就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造出中国自己的卫星通信系统。何元智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她和团队曾选择一项新型通信技术作为攻关方向，是全世界公认最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，很多专家都不看好。但他们扎进创新攻关“深水区”，日复一日反复推演、积累数据、总结规律，多次深入一线恶劣环境试验验证，屡败屡战，最终突破了复杂环境中可靠传输的理论瓶颈。“支撑我们的，就是那种‘再难也要把事干成’的信念。”她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说，坐“冷板凳”的人，心里要有“热使命”。“两弹一星”元勋的故事中，最让何元智动容的是钱学森先生放弃国外优厚条件，冲破美国重重阻挠回国、从“零”开始撑起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，以及郭永怀先生在牺牲时用身体护住重要实验数据的壮举。“他们使我对‘两弹一星’精神有了更加真切、更加厚重的理解，也引发了我几十年始终坚守的那份家国情感、强军事业的共鸣。”何元智说。1986年，叶国安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，从事核工业研究，一干就是40年。叶国安回忆说，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国家经济形势不好，科研任务不饱满，核工业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时期，后处理专业更是面临“还要不要继续搞”的严峻考验，不少人选择了离开。“但我看到身边那些老同志，一辈子就这么兢兢业业地干过来了。人家能干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叶国安说，身边老同志的坚守和核工业精神的熏陶，实实在在地打动了他、留住了他，后来国家有需要、有任务时，“那些年打下的基础也终于派上了用场”。作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总指挥，王珏也经历过“至暗时刻”。2017年“长五”遥二火箭发射346秒后出现异常，发射任务失利，问题如果不能解决，将对嫦娥五号、空间站建设等任务产生重大影响。最终，研制团队历经908天，累计进行了40余次、1.5万余秒关键技术试验，总计超过2万余次各种地面试验，采取了227项改进措施，终于让长五“王者归来”。“在那908天里，团队负重前行，但每当想起老一辈在比我们困难百倍的条件下照样干出了惊天伟业，就觉得我们没有理由退缩。”王珏说，中国航天最可贵的就是从挫折中奋起、在苦难中铸就辉煌，“这是这项跨代工程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滋养”。kaiyun官网入口院士张宏在参观后感慨，“两弹一星”科学家们最了不起的是他们不畏艰难、憋着一股劲，誓要破解难题。“我们今天许多仍在实验室里默默探索、尚未取得原创性突破的科研工作者，在这种劲头上是一脉相承的。”他说，无论是当年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，还是当今面向未知的原创性探索，都需要锲而不舍、永不放弃的精神。成果要用到一线，人就得待在一线在参观kaiyun官网入口与“两弹一星”纪念馆前，朱茂炎刚从纳米比亚北部的野外考察中返回。“受中东战火影响，（去程）飞机坐了将近30个小时才抵达目的地，落地开了9个小时的车才到露营地，一路颠簸，连续几十个小时没怎么合眼；第二天一早我们爬很陡的山考察剖面，气温35℃，又热又闷，山坡杂草下面全是乱石。当时，我感觉脚下踩的全是空的，几乎晕倒在山上，无法站立。”朱茂炎向《中国科学报》讲述说，这是他“从事野外工作从未有过的体验”。“所幸我身体底子还算好，不然以当地的医疗条件，如果没撑住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风险。”朱茂炎说，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根本没法与前辈们面对的困境相比，但确实遇到过“还要不要干”的艰难时刻。然而，“想到他们，我们没理由退缩”。“很庆幸我还是有点儿‘闯’的精神，总愿意做点儿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，遇到前人没走过的路，也要往前探一探。”朱茂炎说，“两弹一星”科学家们几乎人人如此：面对未知，敢想，也勇于克服困难。克服困难，对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们来说是家常便饭。叶国安分享说：“当年搞原子弹研究时，哪有什么现成的实验室和完备的防护条件？王方定先生当年就是自己动手搭工棚，一边建设一边研究。如果等什么都建好了再动手，原子弹什么时候能搞出来？”对于一线科研人员来说，科研工作往往要以5年、10年为单位持续推进。如何做到不急功近利、不盯着文章和影响因子看，是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面临的现实困境。对此，叶国安认为，评价一个科研工作者，最终要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、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多大贡献，而不是发了多少篇文章。“文章可以锦上添花，但国家需求才是我们搞科研的根本出发点。”叶国安说，“我们的很多项目是为生产一线服务的，成果最终要用到一线，就要把精力放在离问题最近的地方，和一线的人一起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”在叶国安看来，弘扬“两弹一星”精神，身教重于言传。“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年轻一代看到，真正的科研不是为了发文章、争头衔，而是为了解决国家真正的需求。”（原载于《中国科学报》 2026-07-09 第3版 要闻）